我的人生目标很简单，就是希望国家繁荣昌盛，人民生活安宁，而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夫。我最大的特点是喜欢刨根问底。

从小我就对自然界充满好奇，比如花朵为何色彩斑斓，这个问题曾让我思索良久。阅读、提问、思考，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过程，我坚信凡事都应该追问“为什么”，不放过任何疑问。

我的祖父王西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，在他离世时，我的父亲年仅10岁。祖母含辛茹苦地抚养了父亲和叔叔，后来又将孙辈们拉扯长大。我出生于1924年，家住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，自幼接受教会学校的法式教育。我先后就读于萨坡赛小学（今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）、震旦大学附属中学（今上海市向明中学）和震旦大学医学院（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），毕业后在广慈医院（今瑞金医院）工作。

我的家庭秉承了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。例如，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合起来便是“仁义礼智信”，我排行老二，名为振义。祖父将大量财产捐献给“万国董事会”，支持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，并资助上海医疗队前往武昌起义前线进行战地救护。我的父母也乐于助人，他们认为生活过度奢华是一种浪费。倘若我们有铺张浪费的行为，他们便会质问：“你们有没有想到那些无家可归、身处困境的人们？”

父亲毕生的心愿就是培养好家中的八个孩子，让他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，为国家效力。我的兄弟们大多从事理工科领域，例如我的五弟王振信，被誉为“上海地铁之父”，为上海地铁的设计与建设做出了贡献。孩提时期，每周的餐桌旁，父亲都会考查我们八个孩子的功课，审阅成绩单，对表现优异者予以表扬，对成绩不佳者则会施以惩戒。我是唯一一个从未挨过打手板的孩子。

我自幼便对科学抱有浓厚兴趣。中学时期，我虽然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，但也喜欢阅读课外书籍。

我的家、学校和医院，都集中在卢湾区那一小片区域。我从小学就开始学习法语。后来，日本侵略者企图强迫我们学习日语，但我们学校坚决抵制。那时，我每天都会阅读《申报》，与父母一同讨论日军残害中国人的暴行，心中充满愤怒。

父亲为人严肃而少言，对子女管教严厉，生活简朴，这些都深刻影响了我的性格。中学时期战乱频仍，日军的残暴统治使大家生活艰难。那时的我，可以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离开法租界，通过日军的关卡时，会受到盘查和搜身。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有许多法国籍的教员，他们多为天主教徒。他们放弃优渥的生活，来到贫困的中国从事教育事业，这在我当时看来是了不起的壮举。我与六位中学同学志趣相投，经常聚会，练习英语演讲，分享读书心得和新知识，形同学习小组。我们都渴望提升自我，能够帮助他人，立志成为品德高尚、大公无私的人。这六位同学对我而言意义非凡，甚至我的微信名“Seven John（七个约翰）”便是以此为纪念。他们虽然已故去，却依然“活”在我的微信里……

我与奶奶感情深厚，她因伤寒离世，当时我还年幼，悲痛不已，不解为何名医也束手无策，于是立誓要学医。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一位孩子从事医学。我学习法语，因此就读于以法语教学为主的震旦大学更为便利。进入医学院后，我并未立即确定未来的专业方向。后来，我主动选择了内科，自认为动手能力稍弱，但思维能力尚可。

医学院的学业十分繁重，但老师们都对我颇为喜爱。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各挑选了两位学生进行重点培养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我“开小灶”，病理学老师还特意带我到病理科学习阅片，他本人也是医生，主动加班，单独辅导我一人。我最终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。

我20岁时，与同学谢竞雄相恋。巧合的是，我们家都住在高安路，我便以女孩子独自上学不安全为由，每天陪她一同往返，从此相爱一生。她是儿科医生，我一直称呼她为“谢医生”，她则称呼我为“王医生”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国民党的腐败政治令人深感失望。我的三弟振礼被捕，我为营救他四处奔走。振礼是我兄弟中最聪明的，他仅仅因为喜欢摄影，拍摄了一些学生运动的场景。我的大哥振仁，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是中共地下党员，我和全家都是从大哥那里初步了解了共产党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共产党的政策深得民心。就连我的母亲也成为里弄干部，我至今记得她拿着喇叭向居民呼吁注意安全的情景。

那时，革命刚刚胜利，万象更新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互助友爱。我记得1957年，曾有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来华访问，其中有人感叹：“天主教想要做到的，现在你们中国做到了！”确实如此，上海从一片混乱中焕然一新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我刚从震旦大学毕业，便竭尽全力攻克疑难杂症，同时积极投身公益事业，担任医院工会副主席。我曾是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，后来又担任了上海市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。

当然，我个人和国家一样，也经历过困难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我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。我曾一度认为，此生再也无法重返医生岗位，那活着还有何意义？我别无选择，只会做医生，只想救治病人。即便让我一直做一名赤脚医生，我也甘之如饴。

粗略计算，我一生大约做了四件主要的事情。

第一件事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前往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。

当时，为解放舟山群岛，战士们在太湖进行水上训练，却不幸感染了湖中的血吸虫，严重影响了战斗力。我便前往为战士们诊治。所幸疗效显著，我因此荣立三等功。

第二件事，是抗美援朝期间，我前往东北中朝边境，为志愿军治疗疾病。

当时，我遇到一种“怪病”：一群战士咳血、头痛，被诊断为肺结核伴结核性脑膜炎，治疗效果不佳。我仔细询问病情，许多战士提到经常在河汊、田垄里捕捞小鱼小虾，因战事紧张，来不及煮熟便匆忙吞食。我联想到《实用内科学》的相关记载，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，最终确诊为肺吸虫病——未煮熟的小龙虾体内携带大量肺吸虫。对症下药后，病情迅速好转。部队领导对此非常高兴，授予我二等功。

第三件事，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。

这种疾病极其凶险，极易引发大出血，90%的患者无法存活超过两周，是全球血液科医生最为棘手的白血病亚型。作为一名血液科医生，面对年轻患者的求助，我却无能为力，他们很快便离世，这让我非常痛苦。我早期便开始研究这种疾病，查阅大量最新文献，四处寻找药物和治疗方法，经历了多次失败，最终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的有效性。谢医生退休后在儿童医院担任顾问，她得知一个危重的小患者情况危急，便问我是否能用我研究的药物救治。我告知她，经过动物实验，该药效果良好且毒性不大。在与患儿家长沟通后，我们使用了该药物，孩子得以康复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药物价格不高，服用方便，只需口服，便能将“坏细胞”转化为“好细胞”，使95%的患者症状得到缓解。
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进一步联合三氧化二砷，形成了治疗该白血病的“上海方案”，并成为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。我因此获得了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项——凯特林奖，评奖词称我为“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”。当年发表的论文是全球百年来引证率最高、最具影响力的86篇论文之一。这并非我一人之功，而是团队协作的成果。我未申请专利，一是为了让全球患者都能负担得起，二是希望病患能尽快用上救命药。当时一盒药不到10元，总费用不足100元即可治愈此病。

第四件事，是“开卷考试”，我充当年轻医生的“拐杖”。

80岁时，我已不再活跃于临床一线。但我要求血液科每周提交一个真实的疑难病例，对我进行一次“考试”，由年轻医生出题，我则查阅文献资料，反复斟酌，每周四到科室与大家一同讨论。在两天内，我能从近万篇文献中筛选出100篇相关论文，再从中选取二三十篇制作成幻灯片，与大家分享。这样的“考试”持续了二十多年。年轻医生在临床科研方面事务繁多，我替他们广泛阅读文献，精选资料提供给他们，以应用于临床，充当一根“拐杖”。记录“开卷考试”的《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》，已出版了三册。

“开卷考试”有三重益处：首先，能为病人解决问题，至少取得一定进展；其次，能教会年轻医生如何查找文献、分析问题；第三，能不断学习和吸收最新信息，保持大脑活力。因此，“开卷考试”是我莫大的享受。

我十分感谢改革开放，它为我们提供了发现新事物的机会。思想的解放和条件的成熟，才催生了后来一系列重要的成果。

我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弟子，其中有三位已成为院士。但这并非我个人的功劳，而是国家和社会培养的结果。陈竺本身就非常优秀，屡次考试名列前茅；陈赛娟位居第二；陈国强则担任了海南医科大学校长，在改革方面冲锋在前。是时代给予了他们机遇。

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如同一条抛物线。当一个人处于科研的顶峰时，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下滑。因此，在达到顶峰时就应适时退居，将舞台交给更强的后辈。如此一来，这条抛物线的顶点将持续向上，而非向下，这将更有利于整个事业的发展。当年，我迅速将血研所所长的职务交给了陈竺，因为我相信他能够做得比我更好。

我在上海生活了一百多年，但没有自己的住房，目前居住的房屋是瑞金医院为我租住的，日后需要归还。

我今年102岁了，仿佛上天将我遗忘了，但国家并未忘记我这位普通医生。2024年，我荣获了意义重大的“共和国勋章”。唉，我最思念的人是谢医生。她在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就已离世，那是2010年。她未能亲眼见证，却与我一同经历了许多艰辛。

有媒体称我为“中国药神”，实属谬赞，何来神仙之说？再说，“上海方案”也是集体的功劳。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中的一种类型，还有许多病症依然是不治之症，我对此深感焦急！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去探索解决之道……